91年火车人潮拥挤，我撞进姑娘怀里，她脸一红小声说：别乱动

三十年前的绿皮火车上，我被人潮挤进了一个陌生姑娘的怀里。
她脸红到耳根，低声说了句“别乱动”，声音软得像春天刚化开的溪水。
那年我二十二岁，兜里揣着一封派遣函，心里装着一腔不合时宜的孤勇。我没想到，那一挤，竟挤出了一段跨越三十年的故事。
她叫沈知意，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人，也是我这辈子亏欠最多的人。
第一章 南下
1991年，我二十二岁，从省城建筑学院毕业，被分配到南方一个叫宁安的县城建局。那个年代的分配没有“商量”这一说，一张派遣函，一枚红章，就把你的人生钉在了地图上的某个点。我们宿舍八个人，老大学去了北京设计院，老三回了老家的市建委，老四最牛，直接被省建工集团要走了。轮到我，辅导员把信封往我手里一塞，说了句“宁安是个好地方，去了好好干”，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那个拍法不像鼓励，倒像是某种心照不宣的安慰。
我没多问。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还没有跟组织讨价还价的习惯，更何况我这种从小镇考出来、家里三代贫农的穷学生，能有份铁饭碗的工作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。我娘听说我分配了，特意杀了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，炖了一锅汤，逢人就说“我儿吃公家饭了”。只有我爹闷着头抽旱烟，半天说了一句——“南方人精，你去了别丢老赵家的人。”
我是北方人，黄土高原上长大的，见过的最大的水域是村口那口涝池。宁安在哪儿，我翻开学校图书馆里那本被翻烂了的地图册才找到——闽北山区的一个小县城，四周全是山，唯一一条铁路线还是六十年代修的支线。从省城坐火车过去要转两次车，全程将近二十个小时。我背着铺盖卷，拎着我爹用化肥袋子给我装的行囊，在省城火车站排了四个小时的队才买到一张站票。不是不想买坐票，是压根没有。1991年的春运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夸张，但铁路运力就那么点，能挤上车就是本事。
绿皮火车喘着粗气开过来的时候，站台上的人像潮水一样往前涌。我被后面的人推着、挤着、架着，脚几乎没沾地，硬生生被人流裹进了车厢。车厢里像一个被塞得满满的沙丁鱼罐头，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——劣质烟草、汗味、泡面的调料包、厕所飘出来的消毒水味、小孩身上的奶腥气。头顶的行李架塞得满满当当，有人把活鸡绑在网兜里挂在窗户把手上，那只鸡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满车的人，时不时扑腾一下翅膀，惹来一阵尖叫和咒骂。
我找了个相对不那么挤的角落站着，把铺盖卷垫在屁股底下当凳子，后背贴着车厢壁，两条腿缩在胸前，像一只蜷起来的虾米。火车咣当咣当地开动了，窗外的风景从城市的楼房变成郊区的农田，又从农田变成了连绵起伏的山。我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了很多——宁安是什么样子，单位的人好不好相处，我一个北方人去了南方吃不吃得惯大米饭。
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火车忽然一个急刹车。后来我跑车多了才知道，那段路是山区，弯道多，限速低，司机经常要急刹。但在那一刻，二十二岁的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。只听“嘎——”的一声金属摩擦的刺耳声响，整节车厢的人同时往前一栽。
我被惯性甩了出去。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前扑，手本能地想抓住点什么，但周围全是人，没有任何固定物可以借力。眼前晃过无数张惊讶的脸和挥舞的手臂，然后我整个人撞进了一片柔软的、带着淡淡皂香的气息里。
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撞进了一个姑娘的怀里。确切地说，我的脸正好埋在她的胸口，额头抵着她的锁骨，鼻尖蹭到了她的脖子。她的衣服上有一股干净的味道，不是香水，就是肥皂洗过之后在太阳底下晒干的那种清爽气息。她的手臂下意识地环住了我的肩膀，大概是为了不让我摔到地上。
我赶紧想站起来，但后面的人还没稳住，又往前压了一层。我被挤得动弹不得，鼻尖几乎贴着姑娘的衣领，脸腾地烧了起来，耳朵烫得能煎鸡蛋。长这么大，除了我娘，我没跟任何女性有过这么近的接触，更何况是一个陌生姑娘。
“别……别乱动。”她脸红到耳根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钻进我的耳朵里。那声音软软的，带着南方姑娘特有的尾音，像春天刚化开的溪水，凉丝丝地流过石缝。
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——”我手忙脚乱地想拉开距离，但四周全是人，根本没有空间。我的手指徒劳地在空气里抓了两下，最后只能僵在身体两侧，像一只被拎住后颈的猫，僵硬地定在那里，一动不敢动。
她低下了头，没说话。我注意到她的睫毛很长，在昏暗的车厢灯光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。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，领口整整齐齐，袖口的扣子扣得一丝不苟，下摆扎在一条深蓝色的长裤里，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布鞋，鞋面上沾了一点泥——大概是赶路的时候溅的。整个人干干净净的，像一朵在沙丁鱼罐头里忽然绽放的栀子花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一刹车改变的不只是我的重心，还有我们两个人的一生。
火车重新启动之后，人群渐渐松动了些。我终于从她怀里退了出来，站在离她半步远的地方，手足无措。我偷偷用余光打量她——她大概二十出头，瓜子脸，皮肤很白，不是北方姑娘那种被风沙打磨过的糙白，而是南方水乡养出来的那种透亮细腻的白，像剥了壳的鸡蛋。她的眼睛不大，但很亮，眼角微微上挑，睫毛又长又密，像两把小扇子。鼻子小巧挺直，嘴唇不薄不厚，抿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一颗很淡很淡的痣。
“刚才……真的不好意思。”我挠了挠后脑勺，不知道该把手往哪儿放，“我叫赵远志，是去宁安报到的，你呢？”
“宁安？”她忽然抬起头，眼睛亮了一下，“我也是宁安的。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“县城建局。”
“城建局？”她的嘴角弯了一下，“好巧，我是县供销社的会计，我们单位跟你们城建局在一条街上。”
“你贵姓？”
“沈知意。”她说完名字，耳根又红了，“知道的知，意思的意。”
沈知意。我在心里默念了几遍这个名字，觉得好听极了。我从小在北方农村长大，身边的姑娘叫翠花、桂兰、秀英，名字好听是好听，但都没有沈知意这三个字念起来那么雅致，那么像一首诗。我本想夸她的名字好听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——那个年代的年轻人，尤其是刚见面的男女，话说多了就是轻薄。
“赵远志，”她先开口了，声音轻快了一些，“你是北方人吧？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听口音。”她弯了弯嘴角，“你把‘宁安’念成‘宁俺’，一听就是北方来的。”
我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她是第一个纠正我口音的人，语气里没有嘲笑，就是单纯地觉得有趣。后来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改掉那个口音，不是为了别人，就是为了在她说“你的口音好重”的时候，我能用标准的普通话回她一句“现在呢”。
火车在夜色中穿行，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。站着的乘客靠着座椅靠背打盹，坐着的歪着头打呼噜。远处传来火车碾过铁轨接缝的哐当声，一声一声的，像某种古老而恒定的催眠节奏。我和沈知意断断续续地聊了一路，声音压得很低，怕吵醒旁边的人。她告诉我她家在宁安县下面的一个镇上，父母都是老师。她是供销学校的毕业生，比我小两岁，去年刚工作。她说到“供销学校”的时候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说没有我上的建筑学院好。我说那不能比，供销社多好，买东西多方便。她被我逗笑了，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。那一刻，我心想，这个姑娘笑起来真好看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火车终于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站台停下来。宁安站。站台只有一间瓦房，连个正经的候车室都没有，只有一块写着“宁安”两个字的木牌子歪歪扭扭地挂在站台上。站台上堆着几麻袋不知装的是什么的货物，一只黄狗趴在上面睡觉，火车进站的巨大轰鸣声都没能吵醒它。
我帮沈知意把她的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来。她的行李不多，一个小皮箱，一个网兜装着脸盆和洗漱用品。她自己拎得动，但我还是抢着帮她拎了。下车的时候我走在前面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清晨的薄雾里，她穿着那件白衬衫站在站台上，晨光从她身后照过来，把她整个人镶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。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，她抬手别到耳后，那个动作很轻很随意，却让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。
这一刻，我以为她是上天给我分配的最好的礼物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命运所有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码，它给你最甜的糖，往往是为了让你咽下最苦的药。
第二章 宁安
宁安县城比我想象的还要小。
从火车站出来是一条土路，路两旁是稻田，田里灌了水，水面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和远处青黛色的山影。步行大约二十分钟进入县城中心，主街只有一条，从头走到尾用不了十分钟。街两边是三四层的楼房，一楼是商铺，卖粮油副食、日用百货、五金配件，二楼以上是住宅。最气派的建筑是县政府的四层办公楼，白瓷砖外墙，楼顶竖着一根旗杆，红旗在风里猎猎作响。城建局就在县政府隔壁，一个不起眼的三层灰楼，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。
我到的时候，传达室的大爷正在门口打盹，听到脚步声睁开一只眼，扫了我一眼，从鼻子里哼出一句话：“新来报到的？”
“是，赵远志。”
“哦，赵远志，”他慢悠悠地站起来，从传达室窗口探出半个身子，“昨天局里就打过招呼了，说省城分来个大学生。你是学建筑的？”
“建筑工程。”
“好，好，咱局里好多年没来大学生了，你可是宝贝疙瘩。”他笑了笑，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，然后朝楼上喊了一嗓子，“李局长，小赵来报到了！”
李局长是个五十岁出头的中年人，头发已经开始谢顶，但精神头很足，说话中气十足。他看了我的派遣函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“小赵啊，宁安穷是穷了点，但咱们这儿山好水好，以后发展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”。然后让办公室给我安排了宿舍——一间十平米不到的小屋，在办公楼后面一栋二层小楼的二楼，上下铺两张床，现在只住我一个人。窗户朝南，能看到外面的稻田和远山。条件很简陋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，暖水瓶是前任住户留下的，瓶身上印着一朵褪色的牡丹花。但我很满足，因为不用付房租，单位食堂一顿饭两毛钱，比在大学食堂还便宜。
上班第一天我就进入了状态。局里安排我跟一个姓刘的老工程师学习，他五十多岁，在城建局干了二十多年，对宁安的每一条路、每一栋楼都了如指掌。他带我去看了局里正在推进的几个项目——县城主干道的拓宽改造、农贸市场的搬迁重建、一座跨溪小桥的加固工程。我白天跟着刘工跑工地、看图纸、学测量，晚上回到宿舍自己对着标准图集画草图，常常画到半夜。那段时间我拼命工作，不是为了表现给领导看，而是真的想把事情做好。我总觉得，我是从农村出来的，能有今天不容易，要对得起这份工资，对得起“大学生”这个身份。
周末，我去供销社找沈知意。
那条街叫解放路，不宽，两边种着法国梧桐，树冠在头顶交错成一条绿色的隧道。供销社的门面比城建局大多了，是一栋两层的砖木结构老楼，一楼是营业厅，卖布匹、日杂、食品、农资，货架上摆得满满当当。门口排着买煤油的队伍，几个老太太挎着竹篮在聊天。我站在供销社门口犹豫了很久，在旁边的电线杆后面徘徊了不下十趟，反复在心里排练开场白——“沈同志你好，那个，上次在火车上说的，我来找你……不对，太正式了。沈知意同志，我是赵远志，你还记得我吗……这不是废话吗。”就在我第五次改变措辞的时候，她从二楼楼梯上走下来，手里抱着一摞账本。
她穿了件浅蓝色的碎花衬衫，黑色长裤，头发比上次见的时候短了一点，扎成一个干净利落的马尾。整个人又干练又温柔，阳光从楼梯间的窗户照进来，把她的影子投在灰白的墙壁上。看到门口站着的是我，她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眼睛弯成了月牙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我上个周末就该来的，单位里事多，拖到今天了。”我紧张得舌头打结，原本排练了无数遍的开场白全都忘到了脑后。
“我还以为你忘了呢。”她低声说了一句，耳根又红了。
那天我在供销社门口站了很久，跟她聊了好一会儿。她带我参观了一楼的营业厅，介绍每种商品的产地和价格，语气认真得像一个讲解员。后来她领我去供销社旁边的一家小吃店吃了宁安特色的扁肉——就是馄饨，皮薄得像纸，馅是鲜肉加了荸荠碎，咬一口脆生生的，汤底是用猪骨和虾皮熬的，上面飘着几粒葱花。她说这家扁肉她从小吃到大，老板姓陈，在这里开了十五年。那顿饭吃了很久，不是扁肉有多好吃，而是我们聊了很多——她说她喜欢看书，最喜欢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；我说我喜欢画图，画过学校图书馆的剖面图。她说不喜欢供销社的算盘声，哗啦哗啦的，听得人脑袋疼，但她打算盘是全县第一名。我说我也不会在宁安待一辈子，我想考注册建筑师，以后去更大的城市设计高楼。
“那你还回来吗？”她忽然问。
“当然回来。”我不假思索。
她没有说话，低头吃了一口扁肉，嘴角那颗痣随着咀嚼微微动了动。
从那以后，每个周末我都会去找她。有时候在供销社门口等她下班，有时候一起去河边散步，有时候就坐在城建局门口的石墩上聊天，聊到天黑。宁安的河叫梅溪，不宽，但水很清，两岸种着垂柳，柳枝一直垂到水面上。傍晚的时候有白鹭从上游飞过来，落在河滩上觅食，偶尔会有小孩子脱了鞋在河里摸螺丝。她会带我去吃各种宁安的小吃——扁肉、拌面、光饼、芋饺，每一样都让我这个北方人大开眼界。她每介绍一样东西，都会先说一句“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”，然后紧张地等我的反应。我每次都说好吃，她就会笑得比吃到糖的孩子还开心。
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梅溪边散步，夕阳把水面染成一片金红色，远处传来老牛哞哞的叫声和牧童的吆喝声。河边有洗衣的妇人在石板上捶打衣服，发出有节奏的声响。她忽然停下脚步，看着河水发呆。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“没什么，”她摇摇头，笑了一下，“就是在想，你会不会有一天忽然接到调令走了，然后就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“不会的，”我看着她的侧脸，夕阳给她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，“我跟你保证。”
她低下头，耳根红红的。风吹过来，柳枝在我们头顶轻轻摇晃，有一只蜻蜓停在她的肩头，她没发现，我伸手帮她赶走了。她吓了一跳，转过头来看着我，我们的目光在那一刻撞在了一起。我忽然很想如电影里那样亲她，但我没敢。在1991年的宁安县城，在人来人往的梅溪边，我连她的手都不敢牵。
那个年代谈恋爱不像现在。没有手机，没有微信，约个见面要提前好几天在口头上约好，万一临时有事只能干等着。拉个手都要犹豫好几个月，亲个嘴更是天大的事——被熟人看到了不出三天全单位都知道了。但正是这种缓慢的节奏，让每一次见面都格外珍贵，每一个眼神都值得反复回味。
那年秋天，我第一次去了她家。
她家在宁安县下面的一个镇上，叫梅口镇，离县城大概十里路，骑自行车半小时就到。说是镇，其实就是沿着一条石板路排开的两排木房子，镇上唯一的水泥建筑是镇政府。她父母都是镇中学的老师，父亲教语文，母亲教数学，住在学校分的教师宿舍里——两间平房，前后各有一个小院子。院子里种着一棵桂花树，树下摆着石桌石凳，桂花开了满树，空气里全是甜丝丝的香气。沈知意说这棵桂花树是她出生那年她爸种的，今年正好二十年。
她爸是个瘦高的男人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镜片厚得像瓶底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一看就是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先生。她妈比我想象中年轻，圆脸，笑起来很和善，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上午，做了一大桌子菜。我坐在饭桌上手足无措，筷子都不知道该往哪儿伸。她爸给我倒了一杯自家酿的米酒，问了我几句工作上的事，语气不紧不慢，像是在考察我的知识储备。我如实回答，他听完点了点头，说了一句“年轻人踏实就好”。她妈一个劲地给我夹菜，嘴里说着“多吃点，看你瘦的”，碗里的菜堆得冒尖。
吃完饭，沈知意带我在镇上转了转。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圆润，两旁的木房子已经有些倾斜，门板上贴着褪色的对联。镇子的尽头是一座小石桥，桥下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，溪水哗哗地流过圆润的鹅卵石，水草在水底随着水流轻轻摆动。我们坐在桥边的石头上，月光从头顶洒下来，把溪水照得亮晶晶的，远处的田野里有萤火虫在飞，星星点点的，像从天上掉下来的碎星。
“你紧张什么？我爸妈又不会吃了你。”她笑着说。
“谁紧张了？”我嘴硬。
“你刚才夹菜的时候手都在抖。”
我尴尬地挠了挠头。她没有再取笑我，只是安静地坐在我旁边，月光照在她的脸上，把她整个人笼在一层淡淡的银辉里。萤火虫飞过来，落在她膝盖上，一闪一闪的，她低头看着它，嘴角弯弯的。
“赵远志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会一直留在宁安吗？”
“不一定。”我认真想了想，“但我走的话，一定会带你一起。”
她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睛里有月光，有萤火虫，有我。有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已经值了。她慢慢靠过来，把头轻轻靠在我的肩膀上，头发蹭着我的脖子，痒痒的。她的手放在石头上，离我的手只有两厘米。我犹豫了很久，终于鼓起勇气，轻轻握住了她的手。她的手很软，很凉，如浸在溪水里的鹅卵石。
她没有挣开。萤火虫从她膝盖上飞起来，在空中画了一个小小的光圈，然后消失在夜色里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我什么都不是——一个刚毕业的穷学生，一个从小县城来的毛头小子，但在这个姑娘身边，我觉得自己拥有全世界。
第三章 波折
1993年秋天，我和沈知意商量着结婚的事。我们已经好了快两年了，各方面条件也都差不多具备了。她家里人对我的态度从一开始的谨慎观察变成了接纳和认可，她爸甚至私下跟我说过“小赵，你是个实在人，我把知意交给你放心”。我也攒了一点积蓄，大概两千多块，在那个年代足够办一场简单的婚礼。
但这件事需要提前跟家里说。我爹封建，觉得娶媳妇这种大事必须经过他的同意。我写了一封信回去，用最恭敬的语气汇报了我和沈知意的情况——女方是宁安本地人，父母都是教师，知书达理，她本人是供销社的正式会计，我们感情好，打算年底或明年初结婚。信寄出去之后，我满怀信心地等着回信。我觉得我爹虽然封建，但毕竟是我娶媳妇，姑娘条件也不差，他应该不会反对。
回信在一个月后到了。
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，我刚从工地回来，裤腿上全是泥点子，在传达室门口看到了一封贴着老家邮票的信。我拆开信封，满心期待地展开信纸。
信是我爹口述、村里代写先生执笔的，字迹歪歪扭扭，一看就是小学没毕业的笔迹——“吾儿远志，来信收悉。关于汝与南方女子婚事，吾与你娘反复商议，以为不妥。宁安距家千里之遥，山水阻隔，往来不便。且南方人刁滑，风俗迥异，恐汝日后吃亏。家族中已托媒人为汝物色本县女子，系前村刘家次女，年方二十，勤快能干，年底可相看。盼汝速回。”
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小字，是我爹让代写先生加上去的——“汝若执意娶南方女子，吾与汝娘将视为不孝。家中三代单传，汝不思光宗耀祖，却远走他乡娶异族女子，祖宗泉下有知，何以瞑目？”
我把信看完，手指冰凉。捏着那两页信纸站在传达室门口，双腿如灌了铅一样沉。传达室大爷看我脸色不对，问了我一句“小赵，咋了”，我没回答，机械地走回了宿舍。
那一晚我一个人在宿舍坐了很久。想了无数个方案——先结婚后告诉家里，他们会更生气；回老家当面说，我爹那脾气十头牛都拉不回来，当年村里分地他跟村长拍桌子对骂了一个下午；干脆不管了，可是结婚这么大的事，如果连自己爹娘都不来，沈知意家里怎么想？我烦躁地在屋子里转圈，最后点了一根烟——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主动抽烟，劣质香烟的烟雾呛得我直咳嗽，但我还是把它抽完了。
第二天，沈知意问我怎么了。她太了解我了，我从传达室走回宿舍的那段路上，脸色就出卖了一切。
“出什么事了？你脸色很不好。”她站在供销社门口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刚收上来的票据，眉头微微皱着。
“没什么。”我把头扭开，不敢看她。
“赵远志，你看着我的眼睛说。”她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很重。
我只好把信的事告诉了她。我说我爹不同意，说娶南方女子就是不孝。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，没有声音，就那么无声地顺着脸颊往下淌。她用袖口擦了擦眼睛，咬着下唇不说话，肩膀在微微发抖。
“那你想怎么办？”过了很久，她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但很稳。
“我回去一趟。”我说，“当面跟我爹说清楚。”
“他要是不同意呢？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：“那我就回来跟你结婚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”
那天下午她请了假，陪我去火车站买了北上的车票。站台上人来人往，有人在往车上搬行李，有人在跟送别的人挥手。她站在我旁边，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，和两年前我在站台上第一次认真看她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她往我兜里塞了一包煮好的茶叶蛋和一小袋橘子，叮嘱我在路上吃，说不要饿肚子，又说北方冷，别忘了加衣服。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她问。
“快则五六天，慢则十来天。”我握了握她的手，“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”
火车开了。我从车窗探出头朝她挥手，她站在站台上一直没走，直到火车拐过一个弯，她的身影被山挡住，消失在视野的尽头。我坐回座位上，才发现兜里除了茶叶蛋和橘子，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小纸条。我展开纸条，上面是她娟秀的字迹——“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等你。沈知意。”
我把那张纸条折好，放进了胸口的口袋里。那是离心脏最近的位置。火车咣当咣当地往北开，窗外的山越来越矮，最后变成了平原。我靠在座位上，手里攥着那张纸条，心里反复演练着见了我爹要说的话。
到了老家已经是两天后的傍晚。我家的土坯房还是老样子，院子里堆着柴火和农具，墙角种着一棵老枣树，树枝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枣子。我娘在灶台前忙活，听到推门声转过身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个锅铲，脸上的表情从惊喜变成了担忧——她最了解我和我爹。看到我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眼眶就红了。
“远志，你可算回来了。”
“娘。”
“你爹在大队部开会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她压低声音，“你写信说的事，你爹气得不轻。你好好说话，别犟。”
我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他进门看到我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——有见到儿子的欣喜，也有强装出来的威严。他把烟袋往桌上一拍，拉了把椅子在堂屋正中间坐下，用烟袋锅敲了敲桌沿，像升堂审案一样。
“回来了？信上说的是怎么回事？你跟那个南方女子到底什么关系？”
“爹，我信上已经写清楚了。”我站得笔直，“她叫沈知意，是宁安县供销社的会计，她父母都是教师，知书达理。我们已经处了两年了，我想娶她。”
“娶她？”他瞪大了眼睛，“你知道南北方差异有多大吗？生活习惯不一样，饮食习惯不一样，连说话都不通！她来了咱家，你娘跟她怎么处？咱们这个村都是本乡本土的人，你带个南方媳妇回来，人家背后戳脊梁骨你知道吗？”
“她不来咱家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可以在宁安生活。我在那边有正式工作——”
“混账！”他猛地一拍桌子，桌上的茶缸跳了一下，茶水溅到了桌面上，“赵家三代单传，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跑到南方去安家，你让谁给你爹养老？你娘身体不好，这几年腿疼得走不了路，你心里有数吗？”
“我可以每年回来看您——”
“看？看顶什么用？我跟你娘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你能及时赶回来吗？”他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枣木烟袋锅被他磕得梆梆响，“这事没

今日头条-不负时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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